老年人權 取代老人福利

【邱天助（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）】
　　

明天，又是九九重陽節了。各政府機關、地方首長或民間團體又忙著上演過去的敬老戲碼：訪問人瑞、發放慰問金、贈送鍋碗瓢盆，年復一年未見新意。多年來，國家對待「老人」仍然以溫情式、殘餘式、救補式的福利模式為主，未曾制定任何積極性、開創性、前瞻性的老年政策。
　　

台灣自從進入高齡化社會後，由於對老年的恐慌，「老人問題」的探討或政策的擬議乃成為時興的議題。弔詭的是，人民平均餘命的延長原是進步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，如今老年人口的增加卻被視為一種嚴重社會問題的徵兆。在老人等同於社會問題的預設下，當前台灣的老年政策，不管是理論探討或政策擬定，大都遵循醫療養護和社會福利的典範，以病理導向或救助導向的思維模式，將老年視為是失能、衰竭、貧窮、疾病、孤獨、喪亡的同義詞。
　　

於是乎，在現今社會中，年齡似乎變成人類的原罪，「問題」也成為「老人」的社會符號。這種老年問題化的社會福利的策略，雖然一方面可能解決某些生活有問題的老人問題，卻也有意無意的在老人身上烙下負面的印痕，影響所及，高齡者很容易被迫退出公領域，包括經濟生產、政治決策、社會參與，甚至被推擠到社會的幽暗角落。因此，這種「老人問題」的政策取向，一方面也在製造老人問題。
　　

反觀西方國家由於對年齡歧視的逐漸覺醒，以及後現代的晚年生活品味主義的興起，激發社會對老人的重新界定，以老年再投資的觀點，從問題、累贅的偏見轉向老年是一種機會的思維模式。因此，近年來，西方老年政策呈現一種社會民主的轉折，這個轉折是在柴契爾、雷根時代後，由自由市場政策轉變到柯林頓、布萊爾和施洛德時代的「第三條路」。布萊爾即宣稱：在我的社會觀裡，給予老人的不只是如何提供服務，我們需要去認定老年的價值，並且讚賞老人的經驗以及她／他們的積極貢獻。因此，如果說新柴契爾政策走的是傅柯（M ichel Foucault）所批評的路線，是增加監視的機制，以監看和控制有歧異性或殘弱的老人和他的照顧者，那麼社會─民主的回應可以說是走葛蘭姆西的反霸權路線，反對年輕霸權的社會殖民，主張應該以一個更包容性的國家計劃，將年齡利益的衝突擺在一邊，鼓勵老年的認同。
　　

第三條路的概念是將「老人」視為「市民」，她／他是不折不扣的一個「人」，能夠選擇各種生活型態，也有能力參與各種的社會舞台，老年政策的重點在形塑一種老年認同的有利空間，讓老人生活在一個有希望、有理想的世界。政府的角色不只在於增加年金和服務的花費，更重要的是增加老年生活的機會與空間。
　　

因此，如果真正為老人著想，台灣老年政策的首務是積極訂定「反年齡歧視法」，讓人民免於因年齡關係，而遭受語言、工作、學習、婚姻、家庭、醫療的歧視；其次是為老人打造無障礙的空間，包括交通、住宅、街道、社區和其他公共環境設施的改善；三是增加經費投入老年慢性疾病的研究，尤其是高血壓、骨質疏鬆症等等的防治工作，以預防代替治療的方式，為老人，也為國家、社會創造更高的可能性。



本文原載於20061029中國時報A19